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劉銘）近日，四川省保護消費者權益委員會、成都市律師協會金融與保險法律專業委員會及刑事法律專業委員會共同舉辦“航空延誤險法律問題”研討沙龍，圍繞最近熱議的航空延誤險騙保案相關話題，就“薅羊毛”與騙保之間的界限等問題開展了深入討論。

　　案件回放：

　　買航班延誤險涉嫌騙保

　　近日，江蘇省南京市公安局鐘鼓樓公安分局成功偵破一起航班延誤保險詐騙案，嫌疑人李某使用自己的和其以購買理財為由從親朋好友處騙來的身份信息和銀行卡信息用于購買機票和延誤險。在購買機票之前，李某會對航班和當地天氣進行分析，在網上綜合評論找一些延誤率非常高的航班，起飛的時候去看天氣，再去購買航班對應的延誤險，如果了解到航班可能不會延誤，就會在飛機起飛之前把票退掉，盡量減少損失，一旦航班出現延誤，便開始向保險公司索賠。從2015年至今，李某通過購票虛構行程，在近900次延誤航班中獲得了高達300多萬元理賠金。目前，檢察機關已經介入，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該案公布后產生了較大反響，也引發社會討論，利用航班延誤險的漏洞薅了保險公司的羊毛，與騙保的犯罪行為之間，界限在哪里?

　　各方觀點：

　　為索賠為目的買延誤險不是消費者

　　中銀(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黃少扉表示，以索賠為目的，反復多次購買行為不屬于消費行為，實施此類行為的人員不屬于消費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消費者”是為滿足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由國家專門法律確認其主體地位和保護其消費權益的個人。只有出于生活需要、正常的消費行為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而李某反復大量地以索賠為目的購買航班延誤險，其并未實際乘坐所購買的飛機航班，更未因為航班延誤對自己造成實際損失，是以獲利為目的進行的購買，該類購買行為顯然不是正常的消費行為，李某也不屬于消費者。

　　但黃少扉同時認為，李某的行為仍屬于合同行為，具有合法的權利基礎。雖然動機不純，但是基于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該行為也應優先受民法的調整。保險公司可以李某無保險利益主張合同無效，以不當得利要求投保人李某返還所獲賠償，也可以對李某給予行政處罰。由于保險涉及金融體系與社會保障，合同雙方還受《保險法》的行政規范。應把李某購買延誤險獲取利益的行為視為保險合同糾紛，通過民事途徑處理為妥，或協商或訴訟。

　　不是“薅羊毛”是騙保犯罪

　　成都市律師協會金融與保險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胡序言認為，李某保險標的不真實，被投保人與航空公司之間運輸關系不真實 ，也不可能發生實際損失，李某的行為符合“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合同詐騙要件，同時也符合“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保險合同詐騙要件。

　　四川恒和律師事務所律師田銀行認為，李某多次偽造航班延誤等證明材料，虛構航班延誤事實，騙取巨額保險金，其行為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的情形，依法構成保險詐騙罪。具體而言，一是李某符合該罪所要求的犯罪主體身份，《刑法》規定的投保人既包括形式投保人(顯名投保人)，又包括實質投保人(隱名投保人);二是李某的行為符合該罪所要求的客觀行為，延誤險的保險標的是“實際乘機人的時間成本利益”，李某雖然購買機票但并不實際乘坐，屬于虛構延誤險的保險標的，虛構保險標的、隱瞞保險標的是虛構的事實進行理賠，其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三是李某的行為侵犯了正常的保險經濟秩序和保險公司的財產權，已產生實質危害;四是李某多年、多次實施騙取保險金的行為，是故意犯罪。

　　應注意民事索賠與刑事責任的邊界

　　四川省消委會副秘書長肖勇指出，航空延誤是消費者普遍遭遇的現象，也成為了消費者投訴的主要方面和熱點問題。航空延誤險的應運而生，通過保險理賠減少航班延誤引發的消費糾紛，這種以商業方式補償消費者的做法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因航空延誤險理賠的標準、適用的條件等問題引發消費投訴。該案也帶來一些思考：一是消費者定義的內涵和外延，李某的行為是否符合《消法》中關于“為生活需要”的定義，李某是否是嚴格意義上的消費者?二是消費者索賠權界限問題，正當維權與違法的界限如何來劃分?三是民事合同爭議與刑事責任判定的認定問題。四是消費者的普法教育和經營者的誠實信用問題。

　　四川省消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彭歐認為，從普通消費投訴的情況來看，涉及保險行業理賠爭議是消費投訴重點，因經營者的告知不充分、不公平格式合同條款等問題常引發爭議。結合本案來看，李某的行為也超出了一位普通消費者的正常消費行為，但對其行為的考量應放到更大的環境中去考慮，能夠順利得到賠償那一定是經過保險公司嚴格審查的，飛機延誤的事實是客觀發生的，雖然獲利了，航空公司應該可以通過民事程序來解決。從民事索賠與刑事責任的邊界問題角度思考，應該從行為的危害程度考慮是否適用刑事懲罰。

　　四川省律師協會刑事辯護協會副會長，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陳自強認為，動用刑罰必須是非常謹慎的，它具有不可比擬的嚴厲性和最后手段性。要運用刑罰，必須具備兩個依據：一是法律根據，只有當這個行為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手段已經不能有效控制，且不能有效控制會導致國家某一方面的法律秩序面臨根本的威脅。因此，值得刑罰處罰的不是因為危害程度不同，而是因為危害性質的不同。一般違法行為危害的是具體的、單純的權利，而犯罪行為危害的是國家的某一法律秩序或者法律制度。二是社會根據，社會公眾普遍認為某種行為如果不運用刑罰懲罰，包括自己在內的基本權利都會面臨根本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