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江西南昌鐵路運輸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倒賣車票案件，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金福通過搶票軟件替實際購票者搶票，構成了刑法中的倒賣車票罪。據媒體報道，劉金福還實名舉報了攜程網、飛豬網、高鐵管家等搶票軟件，但是公安機關回復是查無實據。對此，有專家認為，法律上應當對個人以及第三方購票平臺的行為，有明確統一的認定標準。(據1月6日央廣網報道)

　　同樣是幫人有償搶票，劉金福作為個人就被定性為倒票黃牛，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形形色色的網絡平臺或APP卻處于不被 “打擾”或者得到認可的安全狀態，搶得風生水起。這不免讓人困惑和質疑——都是搶票，差距咋就這么大呢?

　　司法部門認為，劉金福通過購買專業搶票軟件，多賬號登錄，不間斷進行搶票行為，侵害了國家對火車票的管理秩序，具有社會危害性，破壞他人的公平購票權，增加了12306網站負擔。然而，搶票平臺的操作何嘗不是如此呢?按照司法部門的上述辦案邏輯，搶票平臺能力更強，控制的票源更多，牽涉的旅客更多，收取的“搶票費用”也更多，對12306平臺的沖擊更大，對他人公平購票權和火車票管理秩序的妨害也更大。據媒體公開報道，有些搶票平臺還存有默認勾選收費、套路收費、虛假宣傳、賣有為無、賣無為有等行為，情節和性質理當更加嚴重。那么，司法部門為何只針對個人出重拳，而對眾多搶票平臺卻不聞不問呢?

　　實際上，近年來，法學界對于網絡搶票行為的性質一直存有較大爭議。其中一種觀點就是上述司法部門在辦案時的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基于實名制的有償代購車票無法控制票源，不符合倒票特征，屬于民事代理行為，所收傭金為勞務費用——該種行為應受民商法調整而非刑法調整。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隨著搶票平臺、APP的不斷出現，火車票購票消費關系和管理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的某個環節有可能隱藏著 “線上黃牛”的影子。“線上黃牛”會呈現出與傳統的“線下黃牛”不一樣的新的特征和表現形式，會更加隱蔽，更加模糊，更難以識別。這就要求司法部門針對新型火車票消費關系和管理關系建立甄別打擊“線上黃牛”的新規則，樹立統一的標桿。兩高有必要出臺司法解釋，發布典型指導案例，或者聯合公安、鐵路等部門出臺相關意見，對“線上黃牛”的特征、表現形式、入罪門檻、犯罪構成要件、認定標準等進行“畫像”，給出打擊“線上黃牛”的操作指南，讓相關部門打擊“線上黃牛”有標可依。這樣，各地各部門甄別打擊“線上黃牛”就能統一尺度，更加精準權威，更加公平公正。有了統一的司法標桿，不論是個人還是平臺，只要滿足了 “線上黃牛”的主客觀要件，就應受到立案追責。顯然，依據標準區別對待搶票行為既有利于維護購票管理秩序，也有助于保護正常的民事代理服務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