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武曉莉）到北京，在皇家園林里拍一套古裝大片；去泉州，戴著簪花和攝影師流連在街巷感受舊時風情；在西安，換上唐裝去大唐芙蓉園領略下長安繁華……作為文化旅游領域的新業態，商拍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游客的旅行體驗，還催生了一條涵蓋妝造及攝影服務的完整產業鏈。最新數據顯示，商拍市場規模已高達500億元左右。但商拍爆火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問題。一些人為了“出片”，占景點、堵道路，影響游客正常游玩，甚至有的商拍攝影師為占據C位主動驅趕游客。對此，早在2023年6月起，北京故宮博物院、勞動人民文化宮等場所就叫停了商業性拍攝。作為應對，不少商拍機構轉戰至頤和園、北海公園、景山公園等地。但今年春節前，北海公園、景山公園、天壇公園等古代園林景區也都相繼叫停了商拍。
對商拍一禁了之后引起了不少爭議。禁止商拍是否具備合法性基礎？如何界定商拍？如何滿足消費新場景下的商拍需求？如何在滿足商拍需求和維護游園秩序間找到平衡？記者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訪。
“禁拍令”下游客只能結對互拍
通往北海北的地鐵上不時會看到穿古裝的姑娘，到站之后就更多了。臨近黃昏，正是拍照的好時機，北海公園北門的安檢處、馬路邊滿是“格格”。但與以往不同，幾乎看不到她們旁邊跟著拉服裝的行李車和舉著反光板的專業拍攝者。
“我們從網絡上得知北京管得挺嚴的，也不知道攝影師能不能進，就約了朋友一起互拍。”記者在北海公園遇到了兩位外地來京的大學生，她們說：“很多妝造店提供攝影服務，但網上都說北京的公園不讓商拍，我們就只做了妝造，自己拍。”
兩個做完妝造的女孩沒有請攝影師，用手機互相拍照。武曉莉/攝
記者在北海公園看到，很多身著“格格裝”的女生都順利進了安檢，絕大多數都是兩個伙伴拿著手機互拍。記者只見到兩個帶攝影師的，但也沒有反光板和行李車，看樣子是禁拍令起到了作用。
但也有游客覺得挺遺憾的。兩位來自南京的女生告訴記者，自己手機拍的不如攝影師拍的，“只能說聊勝于無”吧。記者還遇到一位大媽來打聽能否在公園里為女兒拍婚紗照，她表示“拍婚紗照肯定要帶攝影師，不知道能不能進得來。”
禁止商拍于法無據
從北海公園門口到公園里的各個景點都擺著禁止商拍的牌子。記者注意到，這些牌子的表述和要求卻不盡相同。大門口的牌子用的是“抵制攬客商拍”，并列明禁止帶入帶打光燈、遮光板的攝影器材、帶有明顯商拍攬客信息以及大量服裝道具、運載工具入園。而各個景點的牌子分別有“禁止商拍擾序”“謝絕商拍人員進入”等字樣，給出的禁止理由是“此處是重點文物保護區域、道路狹窄”等。禁止商拍的法律依據，記者在九龍壁附近的牌子上看到有引用，為《北京市公園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46條。
北海公園九龍壁附近的禁拍告示上列出了法規依據。資料圖片
“公共場所管理者的管理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或者有法律授權。”北京實現者律師事務所律師呂曉晶對記者說，《條例》中確有明確的禁止性行為規定，但沒有任何一條規定禁止商業拍攝。《條例》中涉及商業行為的，只有關于餐廳、茶座、咖啡廳、小賣部、照相部等服務商業設施應當統一規劃、控制規模等。“法無禁止即可”為是基本的法理，沒有禁止性規定就有權做，因此公園無權禁止商拍。至于商拍影響游客拍攝，可以通過教育疏導等管理方式解決。
禁拍焦慮折射消費新場景
“我帶倆孩子去，馬面裙+發型，我們這種情況能不能進去？帶孩子折騰不起啊，如果不行就不穿了”“我和對象帶著結婚證能不能進去拍啊？”“拍寫真算商拍嗎？跟攝影師裝著不認識能進去嗎？要是老公會拍照就沒這煩惱了，啊啊，好不容易搶到故宮的票啊”“商拍是不是取決于衣服是否華麗？”“小姐姐約的故宮普通跟拍，拍了一個多小時，也不是龍袍馬褂。突然被工作人員要了小姐姐和攝影師的身份證，據說要被拉入游客黑名單，現場氣氛就很尷尬”“我都說了是對象，保安還是要看我倆的聊天記錄”……在網絡平臺上輸入“商拍”，能看到好多這樣的帖子，背后是很多游客的焦慮。
記者在北海、故宮等景點看到，除了游客自己捉對互拍外，針對禁止規定，攝影師和游客還是想出了許多“平替”方式。比如在故宮午門外、角樓、筒子河等外圍進行商拍，還有的干脆用P圖技術把人物P進景中。
“商業拍攝也好，旅拍也好，確實已經成為很多消費者的需求和消費潮流。”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律師蘆云對記者說。
蘆云認為，公園景區在商拍治理中既要考慮到景點管理秩序和安全需求，同時也不能簡單打壓商拍消費，應給商拍提供必要的時間和區域，設定具體可操作的規范，滿足這個消費新場景下巨大的消費需求。
如何界定商拍？個人使用專業器材+妝造能否拍照？這些問題困擾著數量巨大的游客，各種平臺上的答案和討論結論也是五花八門。
那現實是如何呢？在北海西天梵境有一個商拍治理崗，執勤保安對記者說，其實判斷是否商拍很容易，“那些攝影師經常來，我一眼就能識別出來。”他說，即便攝影師和游客裝作不認識混進門，也逃不過他們的“法眼”。
至于個人拍婚紗照等是否可以入園，北海公園售票處的工作人員表示，這個可能要先去管理處申請，否則可能也進不來。
呂曉晶認為：“公共場所管理者要求拍攝者自證屬于商拍還是個人拍攝，進而檢查拍攝者的器材和聊天記錄，屬于嚴重的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行為。個人信息受《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的保護，并且這種檢查屬于偵查或搜查行為，非法定機關和法定條件無權行使。”
“確實不能一刀切。”蘆云表示，雖然說任何人的游園行為都不能以犧牲別的游客的正常游覽為代價，商拍擾民也確實需要治理，但管理者需要針對不同的消費需求制訂一個基礎性的標準，然后讓各個景點針對自身的實際情況去確定具體規則。在具體制度的落實和相關的管理人員規范游園秩序的實際操作中，絕不能侵犯消費者的個人隱私。不能強迫消費者提供跟個人隱私、個人信息有關的數據、截屏，因為消費者的個人信息是受到法律保護的。
呂曉晶也表示：“現實中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難以簡單回答，但原則是肯定的，即公共利益的管理人法無授權不可為，公民或經營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
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
禁止的不是商拍而是無序商拍
針對禁止商拍的現狀以及消費者的種種疑慮，記者以游客身份撥打了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管理中心）安全應急處電話。
“家庭拍攝肯定能進去，無序商拍肯定進不來。”管理中心相關工作人員對記者說。管理中心確實對市屬公園統一下達了相關文件，但禁止的不是商拍而是無序商拍。他解釋說，所謂無序商拍，包括諸如商拍公司現場攬客、對游客進行拍攝數量和價格的欺詐、長久占據最佳拍攝點位導致游客無法拍攝等等。這些都是明確禁止的，但并沒有一刀切禁止所有的商拍行為。
“比如天壇公園，在外圍景區如齋宮、回音壁等處，都會留出不錯的點位允許商業拍攝活動。”這位工作人員舉例說，工作人員也只會管控，但不會驅趕。但祈年殿內圈，肯定不允許商拍進入。
該工作人員表示，管理中心進行這項治理其實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首先是特別亂。“我們在祈年殿暗訪的時候發現，很多商拍者會湊過來推銷‘500元一套’的商拍。對此，管理中心甚至曾會同公安部門進行過屬地執法，但收效甚微。他們往往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大的團隊，帶著很多服裝、設備，長久霸占最佳機位。而一個商拍公司可能有上百個攝影師，即便是要求排隊拍攝，一般游客也輪不上。”再一個難點是利益沖突大。熱門景點的一個商拍攝影師一個月的營業額可高達六七萬元，禁止商拍受到的阻力很大，但即便如此，管理中心依然下決心出臺了相關規定，以便保障游園秩序，維護游客的正常權益。他也承認，北京各個市屬公園對禁止無序商拍有自己的具體執行方案，管理中心并沒有進行明確規定，由各公園自己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