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企業在與消費者簽訂的合同文件中設立指定消費爭議管轄法院的條款，你要是隨手勾選“同意”協議，一旦發生糾紛可能就得跑到異地去打官司。近日，記者調查、梳理了30多家企業的“用戶協議”，發現了其中的“貓膩”。這些用戶協議中，直接或間接規定了，一旦發生消費爭議，消費者只能選擇由企業（含其母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轄。（據7月26日《中國消費者報》報道）

本來按照按法律規定，發生消費者與經營者發生糾紛，消費者有權選擇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尋求救濟。經營者以格式條款的方式確定爭議解決方式及地點，這實際上是在變相增加消費者的維權難度。從記者粗略調查來看，這一做法并不鮮見，這種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

根據《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以信息網絡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通過信息網絡交付標的的，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通過其他方式交付標的的，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履行地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也就是說，理論上，網絡購物消費者可以在其居住地法院提起訴訟，通過在“家門口”打官司的方式維護自身權益。

雖然《民事訴訟法》也賦予了當事人約定管轄的權利，但這種約定應當是建立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而不是一方強勢規定。特別是一些互聯網企業，與某一確定的消費者相比，具有天然的強勢，消費者個體不具備與之抗衡的能力。這些企業規避平等協商的基礎，在數目繁多、紛繁復雜的合同文本中作出對自身有利的約定，讓消費者“簽署”“同意”所謂的指定管轄條款。

企業的這種操作極大地降低了其自身的訴訟成本，變相推高了消費者維權難度。譬如，吉林的消費者花費10元通過網絡購買了廣州某商家的偽劣商品。如果約定由廣州的法院管轄的話，消費者則必須舟車勞頓、費時費力地到廣州打官司，誤工費、交通費、住宿費等成本可能要數千元。極小的訴訟標的，極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訴訟成本，導致很多人忍讓退縮，作出巨大讓步，甚至自認倒霉，放棄索賠，最終便宜了經營者。同時，消費者無奈放棄的維權行為，使得企業因為減少的來自消費者的監督，而自覺不自覺地減少自我改進和自我提升的動力，實際上不利于全社會生產水平和服務水平的提升。

可以說，“指定管轄”條款看似微不足足道，但確實消費維權的“攔路虎”，讓經營者逃避責任的企圖屢屢得逞。對此，消費者一定要有“一雙慧眼”，穿透經營者設置的維權障礙，依法合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一方面，積極運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條款無效”的規定，排除企業設置的障礙。另一方面，積極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舉報，由執法機關依據《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進行查處。讓經營者的投機取巧行為無法得逞，保護消費者的訴訟權利不被變相“架空”，在權益遭到侵害時能夠便捷維權。（史洪舉）